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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政:摘下红布找“饼”吃

2017-04-07 13:03:00 来源:网络 编辑:博客天下

姚政:摘下红布找“饼”吃

姚政一度将音乐视为妻子,一种付出就有回报的关系。这些年,他渐渐发现,音乐成了“情人”,软肋被对方握在手中,他付出越多就越软弱。

文 施展萍

编辑 方奕晗

姚政背着吉他上路了。他来到一个陌生地方,周围所有人都穿着衣服,就他没衣服穿,大家都指着他笑。

他从梦中醒来,写下歌词,“昨天晚上我做了一个奇怪的梦啊,梦见我背上我的吉他就去流浪啦,只为了我心中那点纯洁的小理想,只为了去远方寻找我曾经的模样,于是我走啊走啊,于是我唱啊唱啊,直到有天我发现没了自己的干粮”。

还有一句“其实我们都是这悲哀的一员,只是我不愿意悲哀地坐在你的身边”,是他曾写在公务员真题扉页上的。

那是2007年,姚政21岁,即将大学毕业。如果没有意外,他会成为公务员。

“意外”来自一场比赛。那年夏天,湖南卫视与天娱传媒发起大众歌手选秀比赛《快乐男声》,在山东济南设了分赛区,评委是郑钧。

姚政是冲着郑钧去的,他打算把自己写的这首《等有饼吃咱再说吧》唱给郑钧听。

参赛前,父亲天天在家逗他:“你这回肯定,杨二车纳姆拿个扫帚把你赶出来。”经验来自电视上播放的长沙赛区片段。

父母陪着姚政去了海选现场。在候场区的角落里,姚政独自练歌,安保人员过来,厉声呵斥他小点声。

临上场前,姚政对父亲说:“爸,一会儿我拿了红领巾出来,采访你,你别不会说话。”

“怎么可能,你爸这口才。”姚父不屑。

导演叮嘱姚政:“尽量别唱新歌,万一记不住词。”姚政回:“我就唱新歌。”进去,不一会儿他拿着象征着通关的红领巾出来了。

海选过程不过两分钟,姚政意识到,两分钟后,一切都变了,他有点不开心。日后发觉,从这一刻开始,许多事情变得奇怪起来。

摄像机对着他父母,父亲在镜头前支支吾吾:“我不太会说,让他妈说吧。”

电影《老男孩之猛龙过江》里有段戏。肖央扮演的肖大宝歌唱事业不顺,回家找父亲借钱。父子俩的身子双双陷进院中的椅子里。父亲对肖大宝说:“从你小时候闹着找我要吉他的那天开始,我就知道了,你是遗传了我的音乐天分。音乐这行属偏门,不好干,你成功也好,失败也好,都不是你自己能够决定的。”

“那段特别写实,他俩绝对是自己经历过,然后拿一个调侃的方式去说了这个事儿。”3月25日下午,在百子湾附近一家造型工作室,姚政坐在窗边对《博客天下》说。

10年前,那首《等有饼吃咱再说吧》是姚政音乐生涯的开幕曲,带他一路过关,将他送上当年快男11强的位置。某种程度上,这首歌也成为他日后音乐道路的写照。

“饼”是一个挥之不去的哲学命题,他一边抗争,一边接受审判。包括2013年的那次。

那年,姚政27岁,青春进入另一个弯道,他再次站上选秀舞台。那是《中国好声音》,节目组的音响总监是著名的音响师金少刚,乐队里都是国内顶尖乐手。姚政第一次站上台就确认,这是自己唱过的最好的舞台。但他同时意识到,自己已经不纯粹了。

他交了个不错的女朋友,想要赚钱娶媳妇。他几乎将自己日后生活的全部希望都寄托在这场比赛上,因此显得紧张,动作僵硬。

这次,他是冲着“饼”来的。

年少轻狂

最近一年,姚政在一家影视互联网公司上班,负责一些影视大IP的创意与宣传,拍点戏,也写些影视主题曲。

看上去偏离轨道,其实是试图修复与音乐的关系。

姚政一度将音乐视为妻子,一种付出就有回报的关系。这些年,他渐渐发现,音乐成了“情人”,软肋被对方握在手中,他付出越多就越软弱。

单纯的快乐消失了。他变成自己过去讨厌的那类人——提笔写歌,脑中会不由自主地考虑这首歌会不会中,有没有商业价值。

朋友飞飞参加了《奇葩大会》,立刻成为网红,前阵子找姚政做歌,说嬉笑怒骂的歌还是他写得好。

姚政:摘下红布找“饼”吃

姚政(左三)与臧鸿飞(右二)等乐手

飞飞做过姚政的键盘手,能说会喷,一贯如此。录了几期节目,飞飞感到困惑,他跟姚政说,自己做了20多年音乐,没人知道,上了个节目,微博涨了几十万粉,赚钱比过去容易多了。

在许多事情上,运气有时比能力重要。几个朋友总结过“赚钱养梦,音乐不死”,姚政深表认同,“就是千万别指着音乐去赚钱,但有的人确实机缘巧合”。

恢复到那种单纯表达的关系时,最初的感动和快乐又回来了。往近了讲,周末待在朋友的工作室里,几个人即兴弹琴唱歌,身边有酒、有狗、有音乐。往远了说,当年站上快男舞台时,他还是典型的愣头青,不在意结果,无所顾忌地表达,那让人快乐。

再往前追溯的话,大概是在初中,父亲搬了台电脑回家,电脑里有张碟,有200多首歌。黑豹乐队的《无地自容》响起时,旋律、歌词如同汨汨的鼓点一同打进心里。循着线索,姚政开始找来许巍、谢天笑、鲍家街43号听,一种无以复加的共鸣产生了。冬天听崔健的《快让我在雪地上撒点野》,他真想躺到雪地里去打两个滚。

初三暑假,姚政骑着自行车路过街边的大槐树,一扭头,看见一群弹吉他、拉小提琴的姑娘。他从部队复员回来的哥哥那儿要了一把比自己年纪都长的吉他,每天练到手肿。

2004年,高考结束后,姚政进入山东菏泽学院。压抑的情绪在此时达到顶峰,“我高考成绩快600分,但是被调剂到这儿。一开始我只会学习,如果你看我高三时的照片,戴一眼镜,全是胡子,学傻了的那种,清华北大班的那种。”

学校所在的城市比不上自己的家乡济南,姚政身边都是和他一样被调剂过来的失落、迷茫的小青年。

2005年,姚政组了支叫Restart的乐队。一帮穷学生搞乐队,乐器通常是坑蒙拐骗来的。拿学费去买乐器,或者向学校边上的琴行借,应允人家回头帮忙搞场演出。那边,主持人在舞台上宣布Restart的演出即将开始,这边,哥几个抱着从琴行借来的鼓拼命往台上跑。回想起来都是气喘吁吁的快乐。

最疯的一回,学校开大会,市里来了几位领导。校方邀请他们上台演唱电影《铁道游击队》的插曲《西边的太阳就要落山了》。临上场前,姚政问乐队成员:“你们怕不怕被开除?”

“不怕。”回答一致。

“行,咱们唱点有意思的。”

第一首,按学校的要求唱完了。姚政对着台下说:“哎,下面唱点我们自己想说的。”

台下,老师脸都绿了。他们来了首扭曲的机器乐队(以下简称“扭机”)的《证件》,歌词是改过的:“教育能够改变你们什么,说你的能力猪都笑了,去他的所谓的证书,去他的合格的教育。”

唱到激动处,姚政跳到坐在第一排的市领导和校长面前。现场躁起来,学生们跟着一块喊:“去他的所谓的证书,去他的合格的教育。”

所幸,无人被开除,校长甚至对他们说:“唱得挺好,唱得挺好。”

那是单纯的快乐,虽然伴随着捉襟见肘的窘迫和年少的狂妄。那些年,姚政最大的梦想是在当地开一家live house,喜欢谁就把谁请来演出,自己也得上台表演。他甚至列了周密的计划,5年内要争取到全国各地巡演,尽管他当时甚至没有走出过山东。

这样的日子在大三那年戛然而止。毕业的压力渐近,父母担心他找不到工作,催他回家考公务员。

姚政:摘下红布找“饼”吃

大三的一次演出,姚政带着乐队在台上唱青蛙乐队的《在希望的田野上》。唱完,他在台上把吉他砸了。

那把吉他是父母给买的,1300多块钱,加上音箱和效果器得2000多元。对当时的姚政来说,这是笔巨款。吉他一砸,他自己都愣住了。

从此再也不排练,回家准备公务员考试。

囫囵吞枣一场梦

姚政一直想走出山东。

目的地之一是北京。小时候翻画册,翻到老北京的页面,眼泪就毫无缘由地掉下来。他最向往的是电影《血色浪漫》中那个北京,人们简单纯粹,随着社会的开放,逐渐有了新的认知与自我意识。

他还想参加迷笛音乐节。为此,姚政曾攒过几年钱,2007年终于攒够了,报名当志愿者。没想到音乐节开始时,他出现在快男的舞台上。

参加快男一事被姚政调侃为“郑钧大老远跑来听我唱歌,我应该去参加一下”,实际上还是放不下唱歌这件事。在家闷头准备公务员考试,偶尔回校,看到别人还在台上演出,心里难受。

不过,不久姚政就成为济南赛区冠军,随后,他进入全国总决赛,贴在他身上的标签是“摇滚”。他唱张楚的《蚂蚁蚂蚁》、何勇的《非洲梦》、扭机的《镜子中》,在主流舞台上唱着“非主流”的歌,毫无负担、蹦蹦跳跳、青春、彻底。与另12名选手相比,姚政有股“爱谁谁”的劲儿,郑钧说他身上有朝气、希望和纯真,不羁得可爱。

姚政热爱摇滚,尽管在那个阶段,“摇滚”更多是青春期的荷尔蒙作祟,当然也少不了年少的狂妄,比如,他曾说自己最大的梦想是复兴中国摇滚。

姚政:摘下红布找“饼”吃

2007年9月1日,快乐男声西安演唱会。姚政在演唱

“你觉得你承担得起这么大一事儿吗?”

“其实我觉得我做到了。”姚政告诉《博客天下》,很多人因他知道摇滚,开始听摇滚乐。

声名最旺的那些年,快男们去成都巡演,刚下飞机,机场就混乱了,街道上追着他们跑的人绵延了三四百米远。赛后,姚政回山东,在一家商场演出,主办方希望他到每家店面都走一遭。商场内挤满了人,每走过一处,姚政都能清晰地听到身后柜台碎裂的声音、模特被人群推倒在地的声音。

他开始飘飘然。“心态肯定会有很多变化,你原来就是一学生,你会觉得,哇靠,我太厉害了”,他马上来了句转折:“但全都是一场游戏一场梦,真的。”

梦还没来得及好好品味,就被现实的冷水泼醒了。在选秀节目这张饼上,姚政发觉,自己不过是一粒小小的葱花。必须再过几年,他才反应过来,懵懵懂懂的青春,未曾想过的东西很容易到手,“那种感受特别像囫囵吞枣,也没尝到味儿,它就过去了。”

姚政曾上过3次《快乐大本营》,3次间隔的时间不长,基本都在快男宣传期。那时,他不愿上综艺节目,觉得这事儿“很不摇滚”。导演组还得开导他,“你现在上《快乐大本营》多难,就是那首歌”,他唱了起来,“‘还没好好地感受’,然后就没了”。

那些年,选秀节目刚起步,好多东西都没能赶上,比如后来互联网的发展。当年快男巡演时,没有一家平台获得独家授权,“我们谁都没留下资料,只有几张破照片而已。”姚政说,不像现在,网络平台独播有授权,就算平台都不要,还能自己做直播,“这都有钱赚,但我们那时候都没赶上,甚至我们那时候还是博客,连微博时代都没赶上。”

专辑

2010年,姚政回了趟湖南卫视,参与节目录制。他在化妆间遇到化妆师罗红涛。罗红涛被称作“罗妈妈”,1983年进入湖南卫视,送走了一批又一批超女、快男。姚政问罗红涛:“你这么多年看着我们这么多人来来往往,你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罗红涛笑了一下,告诉他:“每个人都是灰溜溜地来,腾云驾雾地走。”

“哇,这句太牛了,我说,罗妈妈,我回去得写首歌。”姚政写了首《芒果8号》,歌词里写道:“我去过很多的神奇地方,但有一个地方总是让我向往。那就是芒果8号,这一个神奇的地方。里面住着一位罗妈妈,这两年的事儿你想问就问她吧。每个人都是灰溜溜地来,腾云驾雾地走。面对着你们的虚伪表情,我是应该说破,还是应该继续装傻。”

姚政:摘下红布找“饼”吃

姚政的第一张专辑《姚老板这两年的那点事儿》

这首歌收录在姚政2011年的专辑《姚老板这两年的那点事儿》中。这是他的第一张专辑,距离他从快男出道已经将近4年。此前,姚政一度陷入尴尬,别人问他做什么的,他说“我是个歌手”,但一个连专辑都没有的人,怎么能自称歌手呢。

在原来的公司待着,迟迟等不来发片机会,姚政解约,花了两年半时间做了这张专辑。“真是殚精竭虑,每一个音都在抠,我也不明白当时为什么那么执着。”每接一场商演,姚政就把报酬全部投到专辑里,大几万大几万地往外掏,身上常常只剩几十块钱,吃顿饭,没了,等着下一场商演,继续往里砸钱。

那段时间,姚政住在亚运村附近,录音棚在后海。他买了辆自行车,每天骑40分钟去录音,权当练肺活量。路边的大车从身边剐过,他觉得自己随时都会被剐倒。

好不容易在加拿大做好的母带发回来了,却找不到公司发行。那会儿正是音乐载体从CD转向网络的时期,制作专辑是件砸钱却没回报的事,没人愿意接这茬。

幸亏专辑卖得不错。一些歌曲回忆童年,一些歌曲追溯过往,更多歌曲表达的内容有关现实困境,比如《我不结婚》、《城市的朝九晚五》。

最火的是一首口白,叫《父亲的醉酒电话》。歌中口白是姚政一次喝多了后拿诺基亚手机录的,后期做了配乐,再把原声剪进去,“一听就一股酒味”。

父亲常在喝多后给姚政打电话,在电话那头一个人傻笑:“哈哈,你表姐结婚了啊,你表哥有小孩子了啊,哈哈。”

父亲那尴尬的“哈哈”声让姚政心里难受。他的父亲是普通的公司职员,母亲是教师,“我爸妈已经在他们的格局跟能力或思维方式下给予我最大的支持了。”在传统家庭里,孩子二十出头就该结婚生子,姚政意识到,自己可能剥夺了父母的一些快乐。

摘下那块红布

后来参加第二届《中国好声音》,姚政多少抱着把那些快乐归还给父母的想法。他想结婚生子,但觉得结婚这事不再像过往那样单纯了,有许多条线,必须得一一理清楚。其中有一条是物质线,他想为此再搏一次,把那块饼弄到手。

当然,参赛还包含另一些渴望。姚政问过自己很多次,是否还有余力跑向最后的终点,让大家知道,他没有因为面子或者惰性选择放弃。“其实我一直在坚持,只是你们看不到,我希望有个平台能再让你们看到,再试一下。”

盲选那场,姚政遵循节目组的意思,唱了首田震的《野花》,进入张惠妹战队。节目剪出来,他的片段只剩10多秒,但他还是在当天蹿上了微博热搜。当时,同时期的《快乐男声》也在热播。昔日快男参加另一档选秀节目,又逢两档节目同期竞争,这当然是个关注点。

盲选播出后,姚政收到2000多条微信消息,山东媒体找到他,各种电话采访接踵而至。姚政觉得感动,这么多年过去了,大家都还记着他,说这些年都在联系他,“跟你说话那感觉是老朋友”。

到了PK赛,姚政与另一位男歌手对唱五月天的《温柔》。唱完,导师选了另一人。“瞬间死亡”——这是姚政当时的内心感受。他回头望了一眼观众席上的父母,被两双写满失望的眼睛击中,母亲抬起手来,掩住悲伤的脸庞。

姚政想起许巍的《两天》,“还是飞不起来,依然需要等待”。这一次,自己刚要起飞就落下来了。离开舞台前,他说了很长一段话,节目播出时,只剩一句“感觉你刚想要飞起来,然后,就掉下来了”。电视屏幕里,他耸了耸肩,左手在空气中迷茫又无助地画了一道弧线。

这次,“微信上能有20条不错了”,没有采访。

姚政想明白一件事,对于那些自己控制不了的事,尽量不去参与。控制不了的部分比如,你选择去参加一场游戏,就必须要遵循对方的游戏规则,哪怕明知是个陷阱,还得心甘情愿往下跳。

遗憾的是,他没能在这个舞台上唱一次《一块红布》。姚政太想唱这首歌了,“这歌是这么多年来我跟音乐的关系。有时我可能会被音乐蒙住眼睛了,但是你真的摘下那块红布的时候,你看到生活本来的样子,其实那种状态才是对的”。

现在,红布被摘掉了。认清现实、及时转型对他来说并不是个艰难的决定,“如果不在这个时间转型的话,可能音乐以后给我带来的全是痛苦。”

姚政:摘下红布找“饼”吃

身边那些坚持做音乐的朋友,基本分为两类。一类,越来越好,另一类似乎更占多数——越来越颓。前者是“执念的福报”,比如赵雷。“我开店的时候,他来店里,苦哈哈的,在讨论专辑。后来他一点点东西送过去。人家做有意义的事情,所以有这福报。”

后者比如他的一位演员朋友,这朋友白天睡觉,夜里打游戏,有个五六岁的孩子,让他看会儿孩子,他转身就把iPad丢给孩子玩,自个儿在沙发上睡着了。“这种状态我经历过,你没办法,你进入困境,用这种方式去无力地抵抗。”

那首《等有饼吃咱再说吧》早就预示了姚政后来选择的道路,“从第一首歌我就告诉你,我要赚钱,要活出好的样式。无论在什么状况下,都以一个让自己舒服的状态活着。”他又一次选择了“饼”。

“歌手”的标签似乎也不再那么重要。过去,他弹琴唱歌,姑娘们特喜欢,现在,“没有姑娘愿意听你弹琴”,他不再爱说自己是个歌手。

“那你出去怎么介绍自己?”

“我是卖鸡的。”

2015年,姚政开了家主攻快餐的餐饮店“鸡霸霸”,有段时间天天自己上门送餐。偶尔,快男那帮人聚在店里吃饭喝酒,订单来了,他就催他们去送,“一开门就愣了,特别逗,都是特别有意义的事。”

百子湾路

很多瞬间会让姚政回到2007年那个夏天。

录节目时烟饼的味道,舞台灯光洒在身上的触感,这些都会让他突然想起那段日子,他在舞台边等着上场,内心兴奋又紧张。紧接着,主持人报幕结束,烟饼开始放烟,观众遥远而兴奋的声音像海浪一样一层层涌上来。然后他站上舞台,开始肆无忌惮地唱歌。

那年比赛结束,姚政要和当时的公司签8年合同,那时他总觉得8年太过漫长,8年后,自己肯定是一老头了。没想到一转眼,10年过去了。

姚政:摘下红布找“饼”吃

姚政知道自己现在唱歌比10年前提高了很多,却再也寻不回那种无所畏惧、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状态。好在那些还没来得及细细咂摸就囫囵过去的青春并不让他觉得遗憾,因为“青春没有遗憾该多遗憾”。

30岁之后,姚政听不了“太重”的摇滚,转而喜欢“草东没有派对”这样“点到不点破”的乐队。他不再排斥其他音乐风格,听起了民谣,评价马頔是诗人,说宋冬野“当你再次和我说起青春时的故事,我正在下着雨的无锡乞讨着生活的权利”一句充满意境。

虽然他也会吐槽:“搞民谣的老唱自己‘我口袋里没有一分钱,只剩个硬币’,其实都赚挺多的。搞说唱的‘走到街上所有妞见我都得瞧,所有车都给我坐’,其实特穷,下顿饭在哪儿都不知道。”

愤怒少了很多,“摇滚其实现在变成一种什么呢,变成我内心的态度,就是‘生活问你服不服’,我说‘我不服’。到现在我也不服。”“对摇滚的认识发生了哪些变化”的话题过去很久,姚政突然又提起来。

“那你为此做了什么?”

“为此我选择用积极的心态生活,选择一种我舒服的状态,而不是选择颓。我不着急。等有机会的时候,我希望自己是一个好的状态,而不是特别颓的状态。”

他还在写歌,一首一首地在网上发。2014年,姚政写了首《百子湾路》,写给歌手阿桢以及像他们一样在北京来来回回的追梦者——“冷落的路牌关闭了喧哗,时光像流沙将生命冲刷……有多少人在这儿埋藏了青春,有多少人在这儿,离去又寻回”。

歌曲发布那天,姚政的朋友圈里“没1000人也有800人转了”。有朋友告诉他,自己从不听中文歌,这首歌成了手机里唯一的一首。还有人非要跑来和他喝场酒。但这些感动并没有为姚政带来实际收益,他不再执着于出专辑,写歌纯粹为了表达,“不再跟音乐较劲”。

不久前,阿桢心梗去世,“真是做音乐累死的”。追悼会上,李代沫、苏运莹、丁华少、陆虎都来了,姚政在追悼会上说:“阿桢走了,每个人都有责任。这个时代欠阿桢的东西,我们得要回来,而且必须要回来。”

(实习生邓咏仪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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