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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客抱团身死途牛推诿 情理法三者皆不能容

2017-06-04 20:58:00 来源:网络 编辑:听甘德霜讲故事

游客抱团身死途牛推诿 情理法三者皆不能容

法理与人情,原本就是相互依存而又彼此羁绊的矛盾体。近几日,你或许看到一则关于贫苦妈妈超市偷盗鸡腿,只为给自己孩子送上儿童节礼物的新闻。你动情于母爱的伟大,感叹世态的冰冷,却又纠结于法理的神圣不容侵犯。法理单论是非,是非却总有人情裹挟,今天,我们要聊聊这法理之外的东西。

古代有着对宗法礼教的推崇,德性、孝悌、忠良等固有的价值标签左右着大众对于法理实施的好坏评价,其中,关于“复仇”的法理界定一直被朝堂探讨,其最早的法理论断可追溯到西周时期。

西周的法律允许个人复仇,但要经过官府的批准并备案。《周礼?秋官?朝士》中有:“凡报仇雠者,书于士,杀之无罪。”即报仇者先到负责司法官员处提交书面报告备案,经批准,然后去杀仇人,不构成犯罪。儒家的经典对此也表示认同。《礼记?曲礼上》:“父之仇弗与共天,兄弟之仇不反兵,交游之仇不同国。”孔子将此具体化,在《礼记?檀弓上》中这样记载孔子与其弟子的对话—子夏问孔子曰:“居父母之仇如之何?”孔子回答说,对于杀害父母的仇恨,当睡草席,枕兵器,随时准备报仇;不与仇人同朝当官,以示不共戴天,即你死我活;孔子是支持个人为家族复仇的。

发展到战国法家兴起时,对复仇的节制开始加强,商鞅在秦国实行的变法是严格禁止百姓私自复仇的,法律规定,“为私斗者,各以轻重被刑大小”,否定了私刑,使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而到了汉代,法律虽禁止私自复仇,但武帝“独尊儒术”,为父复仇被看作“孝义”的行为,复仇之风日盛。据东汉时桓谭形容说:今百姓相互杀伤,虽已受到法律制裁,而私结的怨雠,子孙相报,使后来的忿恨,较前更深,以至于“灭户殄业,而俗称豪健”。故有人虽天生怯弱,犹勉强去行复仇,官府就“听人自理而无复法禁者也”。桓谭指出了私人复仇的危害,“子孙相报”,仇怨愈结愈深,以致达到了“灭户殄业”的地步,要求恢复执行禁止复仇的规定。东汉和帝时取消了允许复仇的《轻侮法》,但民间复仇之风并非一纸诏令即可解决的。

唐代立法,以礼入律,对复仇行为在立法时采取回避政策。贞观年间(627-649年),山西夏县有女子卫无忌在乡宴中击杀愁人,报朝廷后,“太宗嘉其孝烈,特令免罪”,并用驿传的车马将其徙于雍州(今西安附近),还赐予田宅,仍令当地州县官以礼嫁之。唐太宗是肯定复仇行为的,修史者也将这种行为载入正史,以示表彰。到了武则天在位时期(约684-704年),对“复仇”的处理基本采用当时左拾遗陈子昂的方案,“宜正国之典,置之以刑,然后旌其闾墓”,即在杀人罪上必须处以死刑,而在为父报仇方面则应加以表彰。唐代以后,对复仇的案件基本定为“疑案”,以“上议”的方式,特事特办。官员各自论议,将清理与法典结合,采用折中方式处理。或许这也是我们这个将仁义与忠孝立于旗头的国度,为法典所保留的一丝难得的温度了。

这种基于传统宗法礼教下的权衡,面对当今以法制作为社会运行规则的背景下,已然没有了太多的讨论空间。然而,面对公民权益意识的逐渐觉醒,这类关乎于个体冷暖的讨论开始向企业主体转移。比如途牛近日遭遇的有关用户出境旅游遭遇不幸溺亡的事件。

事件源于途牛2015年3月所做的目的地为红海出境旅游服务。时年70岁的沈某于2015年2月14日与途牛签订了团队出境旅游合同,定于2015年3月16日至3月23日赴埃及旅游。3月19日,沈某在接待导游的陪同下参加了合同约定外的红海浮潜项目,却不幸遭遇溺亡。沈某家属随后将途牛告上法庭,索要50万赔偿,而朝阳法院一审判决途牛和接待公司连带赔偿20万余元。

一审的宣判其实已经明确了途牛与第三方接待公司未尽安全保障义务,并支持了沈某家属的赔偿诉求。但家属并不接受,反而在宣判结束后随即上诉,原因在于,途牛并不承认自己的责任疏漏,认为沈某的死亡原因是心脏骤停,并非溺水死亡,故沈某的死亡是其自身原因造成,而与途牛公司无关。而这一点,却恰恰扣动了沈某家属那根绑着悲鸣与愤怒的心弦,也引发了用户对途牛的服务流程及企业担当的责问。

服务过程中的意外发生,途牛很难从情理中抽离责任;家属对沈某发生意外的责问与怨怪,即便在法院满足其50万的责任赔款后也不会停止。对于二者而言,双方都是这场意外的受害者。途牛引发受众不满的是,法庭审理过程中的责任抽身,显然背离了自己既定的服务流程,因为旅游前沈某的健康证明论证了其健康状况可以参与此次旅游的服务项目,而对于合同规定之外的服务项目,其危险系数是否适合70岁的沈某体验;面对突发情况的产生,其处理是否得当;健康证明能否为合同外的体验项目提供法理上的健康保障,这些都在沈某家属面对一审宣判的不满后,一步步逼问途牛给出答案。

坦言之,途牛在面对法庭审理时选择责任抽身并没有太大的是非问题,就像那家超市抓住因无力送女儿儿童节礼物而偷鸡腿的母亲后,选择报警来处理也并没有错。但是,他们做的足够“好”吗?或许,在责难面前,往左边走是非论断,往右边靠是好坏评价,而受众希望的,是站在左边的企业能将目光转向右边,哪怕是一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