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大学厚重人才成长支持计划“明德国际”系列讲座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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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11日下午，“明德国际”厚重人才培养计划在明德国际楼举行了项目启动后的首场讲座活动。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副会长杨慧林主讲。

　　杨慧林讲座的主题是“中西思想对话中的中国文化”，他由中国传统的“重释”及其“对话能力”引入，力求寻找在当今现代化程度日益深刻的中国社会，人们应该如何理解和诠释中国的“传统”，让其在中国与西方乃至世界的对话中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

　　杨慧林首先从中国与西方的思想文化交流历史讲起。早在17世纪后半叶，德国的莱布尼兹就从《周易》等中国哲学中汲取思想，主张脱离已落窠臼的“Old Europe”，去探讨基本哲学问题。而在*战争后逐渐步入近代的中国，也已有数量可观的外国传教士将西方的著作译成中文，并传播西式的文化，1861年创办的京师同文馆(School of Combined Learning)已经体现出了各个领域的知识交互融合的理念。在不断现代化的过程中，他认为，我们也需要去思考何为“传统”，’’Tradition is the living faith of dead, but traditionali* is the dead faith of the living.’’这句精炼而富有辩证性的话就是对于我们如何理解传统与当下的关系，区分传统与传统主义最好的诠释。

　　关于语言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杨慧林认为，语言限制思维逻辑方式。在这个意义上，中西方语言的差异必然会造成中西方思维逻辑方式的不同。这一点在对哲学经典问题“你从何处来，要往何处去?”的中文式应答中可窥见一斑。在中国文化中，对于“你到哪里去”的应答会是“我从来处来，我到去处去”。这与北京大觉寺的匾额“无处来去”、“动静等观”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这一充满玄思的应答可能并不能让追求确定性的西方学者满意，因为中西方的历史文化传统存在较大差异。在西方对本源的理解中，“一”是确定的本源(the Perfect One)，“二”是附着在一之上的;而中国的“一”是阴阳相融合形成的混元的一体，不谈何为绝对的“一”，而是强调相互的关系。也正由于此，“the Uncertain Two” 注定了中国的文化品格：包容(inclusiveness)和恕(reciprocity)。为例证这一说法，杨慧林提到了许多中西方文化融合的现象，包括河南少林寺一古碑上的暗含儒、道、佛三教含义的《混元三教九流图》，被村民共同放置、供奉的中国圣母玛利亚与外国圣母玛利亚，元代十字架并莲花座的桌子，香港道风山上的对联“道与上帝同在，风随意思而吹”等等。而在西方也不乏文化融合的现象，如教宗尤里乌斯一世墓穴拱顶上的绘有古希腊神话中的“日神”阿波罗和“酒神”狄奥尼索斯的马赛克装饰画，德国波茨坦无忧宫中分别象征基督教与古希腊文化的无花果树与葡萄藤等，都是早期基督教与异教相互结合的典例。

　　杨慧林接下来继续延伸了对于the Perfect One和the Uncertain Two的讨论：佛教和基督教对中国来说都是外来宗教，但只有佛教成功扎根于中国，基督教却失败了。他提到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前者是自然融入的，从现代观点来看属于融入性宗教，而基督教是目的性的宣传，属于体制性宗教，基督教对于“一”的执着追求，更是使其难以与中国的文化品格达成共识。反观佛教，佛教与佛教组织在进入中国后积极适应了中国的社会情况，和中国的本土传统儒家文化沟通，甚至“佛学以儒学而广，儒学因佛学而深”(石峻)。印度的文殊菩萨雕塑的底座是莲花，而中国的则变成了狮子，这也是佛教“融散”的例证之一。

　　自由提问阶段，杨慧林与现场同学进行了深入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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